《邂逅集》编后记
汪曾祺先生晚年自述，“我读了高中二年级以后，日本人打到了邻县，我‘逃难’在乡下，住在我的小说《受戒》里所写的小和尚庵里。除了高中教科书，我只带了两本书，一本屠格涅夫的《猎人日记》，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《沈从文小说选》。我于是翻来覆去地看这两本书”。一九三九年夏，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、越南到昆明，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，“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朱自清先生、闻一多先生，还有沈先生”（《两栖杂述》）。
当时沈从文先生没有一年级的教学任务，汪曾祺直到第二学年才选上他的课，开始与他有所接触，“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：各体文习作、创作实习、中国小说史，我都选了”（《自报家门》）。沈从文讲课的方式很宽松，对青年的帮助更是不遗余力，“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，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”（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）。
汪曾祺在回忆沈从文的文章《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》中写道：
“我在昆明写的稿子,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。一九四六年，郑振铎、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创办《文艺复兴》，沈先生把我的《小学校的钟声》和《复仇》寄去。这两篇稿子写出已经有几年，当时无地方可发表。稿子是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的，郑先生收到，发现稿纸上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洞，使他大为激动。”
汪曾祺在西南联大“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，常不上课，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。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。有时只我一个人”（《西南联大中文系》）。他坦承，自己读书随心所欲，也没有什么系统性，“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。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.纪德，后来是萨特。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。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，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……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，安安静静的，同时又是活泼的、流动的。我读了一些茀金妮亚·沃尔芙的作品，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。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，如《小学校的钟声》、《复仇》”（《自报家门》）。
大学期间的生活也有旧式文人的一面，其中参加曲社的活动也让其念念不忘。一方面是现代主义的熏陶，一方面有士大夫的情趣。这两者对他后来都有影响，所谓处乱不惊者正是。“人心浮躁之际，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，并能在高吟浅唱、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，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，不颓唐，不沮丧，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，旋涡中的砥柱。”（《晚翠园曲会》）这与其说是对拍曲者的誉词，不如说自己价值观的流露。他的审美趣味，在那时候基本确立起来。
汪曾祺的文章中讲，他在大学二年级才开始写作，“大学二年级那一年，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，各自看自己的书，有时整整坐一上午，彼此不交语。我这时才开始写作，我的最初几篇小说，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”（《泡茶馆》）。目前所发现的汪曾祺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《钓》，刊于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的《中央日报》，篇末标注“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昆明”，即“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二日”写就，比他说的时间还要早一些。一九四一年，已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汪曾祺，开始参加联大的文学社团文聚社的活动，随后在《文聚》上发表了短篇小说《待车》。
作为沈从文先生的“入室弟子”、“得意高足”，汪曾祺和沈先生的交往还是很多的，沈先生“每次进城（为了躲日本飞机空袭，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贡的乡下，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），我都去看他。还书、借书，听他和客人谈天。他上街，我陪他同去，逛寄卖行，旧货摊，买耿马漆盒，买火腿月饼。饿了，就到他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”（《自报家门》）。
因为没有参加必修课体育和大二英语的考试，汪曾祺未能在一九四三年夏天如期毕业，滞留于西南联大补修课程，一九四五年一月方离校。随后到昆明联大同学开办的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教，《小学校的钟声》和《复仇》便是这时写的。
一九四六年七月，汪曾祺又从昆明经越南、香港辗转去了上海。在上海，他结识了沈从文的表侄、画家黄永玉和散文家、藏书家黄裳。据黄永玉回忆，“我认识他时，他在致远中学当老师，是李健吾介绍去的。表叔来信让我去看他，就这样认识了。每到周末，我进城就住到他的宿舍。与他住在一起的是个在《大美晚报》工作的人，总是上夜班，这样我就可以睡他的床。那是一张铁条床，铁条已经弯了，人窝在那里。记得他在写给表叔的信里说过，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个婴儿”（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七日，黄永玉与李辉的谈话）。黄永玉的文章数次提到三人早年的这段经历：“朋友中，有一个是他的学生，我们来往得密切，大家虽穷，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。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，显得颇有精神。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，而文章又那么好，使我着迷到了极点。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，简直是浑身的巧思。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，话没说完，又从头绕起。”（《太阳下的风景》）“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，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，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，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。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、十点钟，星期天的一整天，那一年多时间，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。”（《黄裳浅识》）
汪曾祺于一九四八年三月离开上海，转赴北京，在上海的时间不足两年，但《老鲁》、《戴车匠》、《落魄》、《鸡鸭名家》等作品都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发表的。他的第一本小说集《邂逅集》的出版，也和这段经历有关。黄裳的文章《忆曾祺》提到：“在巴金客厅里，曾祺只是默坐旁听，持谨慎态度。对巴金不失对前辈的尊敬……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《邂逅集》，是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里面世的，我想这可能是萧珊推荐的。”
《邂逅集》正式出版，已在一九四九年四月。这个集子收入短篇小说八篇，为《复仇》、《老鲁》、《艺术家》、《戴车匠》、《落魄》、《囚犯》、《鸡鸭名家》、《邂逅》，是汪曾祺一九四〇年代创作中最成熟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一九八一年，北京出版社出版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》时，作者曾把《复仇》、《老鲁》、《落魄》、《鸡鸭名家》“作了一些修改（但基本上保留了原貌）”后收录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《汪曾祺全集》，所收的《复仇》、《老鲁》、《鸡鸭名家》等三篇小说，也是经作者修改的文本，当年形影已渺乎难见矣。所以，《邂逅集》今以原貌呈现，实已与初版时相隔六十余年。本书据《邂逅集》初版本排印，由繁体直排改为简体横排，仅对少量明显错讹作了订正。某些当时普遍使用的字词，在现行词典中列为异体字或异形词，则不作修改。
二〇一一年八月九日写毕
《晚饭花集》编后记
“文革”后，在林斤澜等友人的“鼓励、支持和责怪下”，汪曾祺开始了文学创作的“第三次起步”。先“试笔”发表《骑兵列传》与《塞下人物记》，不久，便陆续写出《受戒》、《异秉》、《岁寒三友》、《大淖记事》等名篇，出版了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》。
《晚饭花集》收录了作者一九八一年下半年至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所写的短篇小说，一九八五年三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收文凡十九篇（组）。本次重编，大体维持既有篇目，只删去个别以高邮为背景的小说，如《鉴赏家》、《八千岁》等，移入《菰蒲深处》。以昆明为背景的小说《鸡毛》因已编入《矮纸集》，也不再复收。《职业》是作者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、后多次重写的作品，为便于读者参照阅读，四十年代文本作为附录收入。
二〇一三年九月六日
《菰蒲深处》编后记
《菰蒲深处》是作者要“献给家乡”高邮的书，收入的都是写“本乡本土”的小说。一九九三年六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全书共收文十八篇（组），包括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》中的《鸡鸭名家》、《异秉》、《受戒》、《大淖记事》、《岁寒三友》，与《晚饭花集》有十篇（组）重复。
此次重编，仍遵循作者当初的编选原则，以高邮为背景的重要作品悉数收录。
一九九二年之后完成的短篇作品，也拣择部分与《大淖记事》、《异秉》等有人物、情节呼应关系的补入。
《异秉》作者曾多次重写，除为读者熟悉的文本外，四十年代文本也以附录形式收入，可作对照阅读。
二〇一三年九月九日
《矮纸集》编后记
《矮纸集》初版于一九九六年三月，依作品写到的地域背景，即作者生活过的地方分为五辑，共三十六篇，“写高邮的二十篇，写昆明的四篇，写上海的一篇，写北京的八篇，写张家口的三篇”。
遵照不重复收录的原则，重编此集增删较多。
《菰蒲深处》已收的《受戒》等篇删去，补入《鹿井丹泉》、《小孃孃》等，最终以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共八篇。
写昆明的四篇里，《老鲁》、《职业》已入他集，故不再收录。
以上海为背景的《星期天》收在《晚饭花集》中，本书亦删去。
写北京的篇目，略有删减，又补入了以京剧团为背景的数篇，主要是“当代野人”系列。
写张家口的一辑，补入《羊舍的夜晚》等篇。《羊舍的夜晚》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时题为“羊舍一夕”，后来结集为《羊舍的夜晚》，篇名及文本皆有改动。《羊舍的夜晚》、《看水》、《王全》，本集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《羊舍的夜晚》一书为底本。
最后一辑是新增添的内容。
《聊斋新义》是一个跨度比较大的系列，最初的四篇（《瑞云》、《黄英》、《蛐蛐》、《石清虚》），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一九八八年第三期，写作时间在一九八七年八、九月间。据发表时作者写的《后记》，运用现代意识，从哲学的高度，从审美的意识改写《聊斋》故事，这一计划颇有规模，“本来想写一二十篇以后再拿出来，《人民文学》索稿，即以付之，为的是听听反应”。不过，至一九九一年十月写就的《虎二题》，也仅完成十余篇。《聊斋新义》只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汪曾祺全集》中完整收录，从未单独结集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它一直处于“未完成”状态。
《上海文学》一九九二年第一期发表《汪曾祺新笔记小说三篇》，包括《樟柳神》、《明白官》、《牛飞》，仍是作者改写笔记小说的延续，但这三篇与《聊斋新义》又稍有区别。《樟柳神》取材于《夜雨秋灯录》；《明白官》、《牛飞》两篇，作者只标注“出《聊斋志异》”或“据《聊斋志异》”，未加“聊斋新义”的副题。另，《拟故事两篇》是写得更早的短篇，也是作者的语言试验，因之一并编入。
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
《晚翠文谈》编后记
汪曾祺的文论集《晚翠文谈》从一九八六年开始筹划。他在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给妹婿金家渝写信云：“前两天编完了我的一本创作谈和评论的集子，名曰《晚翠文谈》，交给浙江文艺出版社了，大概明年上半年能出版。”一九八八年三月，这本书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其间可能颇多曲折。
程绍国《文坛双璧》中说：“《晚翠文谈》原是应北京出版社之约编就，交稿后却未通过。责任编辑舍不得，又不好意思退稿，与林斤澜商量，眼睛都红了。林斤澜说：‘交给我吧。’便略加整理，添上两篇新作，林斤澜介绍给浙江文艺出版社，出版了。”交到浙江文艺出版社，大约也不是一路绿灯。林斤澜给浙江文艺的编辑写信谈这本书稿：“汪曾祺说，你看了《晚翠文谈》稿后，给他去信说‘大部分可用’。此事有些意外。汪老的文章你们都是推崇的，年近七十，今后的集子恐不多得。原先和温总一起，在我家说定不作删削。而后由我帮汪编出来，请你们多所考虑，最好照发，要挑也只能挑出来不关紧要的个别篇章。‘大部分可用’不妥。”
汪曾祺一九八七年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，写给夫人的信中又提及此事：“反正在国外就是这样，交情是交情，钱是钱。像林斤澜那样和浙江洽商《晚翠文谈》，门也没有。”
《晚翠文谈》最终得以出版，也只印了两千七百册，以致汪曾祺“心有余悸”。一九八八年四月三日，他给漓江出版社《汪曾祺自选集》责任编辑彭匈写信，关于书的征订非常关心：“自选集征订数惨到什么程度？我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《晚翠文谈》，只印了册，出版社为此赔本，我心里很不安。漓江恐怕赔不了这个钱，早知如此，真不该出这本书。”
《晚翠文谈》作为一本纯粹的文论集，普通读者的热情或许不高，这也正常。但是，它集中反映了汪曾祺的创作思想，有其独立的价值。此重编本，仍尽量贴近初版本的编选原则，略微做了调整。
第一辑是创作谈和自序。《汪曾祺集》十种的初版本自序，分别收录在每一本书中；此外，作者给自己的著作所写自序、题记，就都在这里了。
第二辑是文学评论，包括讲稿。
第三辑是为别人的著作所写序言和短评。
第四辑是戏曲杂论和谈民间文学、创作经历的文章。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
《蒲桥集》编后记
《蒲桥集》初版本的封面上，印着作者自撰的广告词：
齐白石自称诗第一，字第二，画第三。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，虽非定论，却有道理。
此集诸篇，记人事、写风景、谈文化、述掌故，兼及草木虫鱼、瓜果食物，皆有情致。间作小考证，亦可喜。娓娓而谈，态度亲切，不矜持作态。文求雅洁，少雕饰，如行云流水。春初新韭，秋末晚菘，滋味近似。
这两段文字以第三人称书写，无署名，是看不出作者来的，汪曾祺后来自己“招认”了：“这实在是老王卖瓜。‘春初新韭，秋末晚菘’，吹得太过头了。广告假装是别人写的，所以不脸红。如果要我自己署名，我是不干的。现在老实招供出来（老是有人向我打听，这广告是谁写的，不承认不行），是让读者了解我的‘散文观’。这不是我的成就，只是我的追求。”（《〈汪曾祺文集〉自序》）
《蒲桥集》是汪曾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散文集，其上述“散文观”在这本书里有最集中的体现。大约出版社后来还考虑过出续集，他在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致陆建华的信中提及：“我年内还要编三四本书：《汪曾祺散文随笔选》（辽宁）、《汪曾祺随笔精品》（陕西人民出版社）、《蒲桥二集》（作家出版社）……文集只能先做点准备工作，具体编选要等明年始能动手。”
本书在《蒲桥集》初版本基础上重编，结构没有变化。有几篇游记因已收入记游为主的集子（那些集子不收这几篇文章就撑不起来了），就不再重收；数篇随笔也以同样的原因删去；个别篇目如《葡萄月令》，代以篇幅更全的《关于葡萄》（包含了《葡萄月令》）。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
《旅食集》编后记
书名的“旅食”二字，直接取了字面意思。这本集子里收的是游记和谈吃的文章。汪曾祺所作游记，正如其推荐他人游记作品时所言：“约而能深，博而不腐，尤重风景的人文意义，非只记山川，述里程。文笔亦清丽。其文具文化性与文学性。”（汪曾祺为推荐作家马力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所写“介绍人意见”）汪曾祺谈吃的文章，也多文化意蕴，并非老饕炫技或者标榜见多识广，故有余味。
《旅食集》出版后五年，原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又增添了几篇关于“文化”的文章，请作者另写一篇“题记”，改书名为《旅食与文化》重版。
本书是在《旅食集》基础上重编，增删篇目仍限于游记和谈吃两类。《旅食与文化》一书的“题记”，作为附录补入。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
《塔上随笔》编后记
一九八三年八月，汪曾祺一家从甘家口搬到丰台区蒲黄榆路九号楼十二层一号，是新华社的宿舍楼。“塔上随笔”之“塔”，即指这座十五层的塔楼。
汪曾祺的女儿汪朝回忆，搬家后，“父亲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。尽管极小，尽管集写作、睡觉、待客于一室，但他已经很知足了。原来他想写作，已经构思好了，却没有一张桌子，有时我上夜班睡觉刚起来，他就急急忙忙冲进来，铺开稿纸就写。我们都笑说，老头就像只鸡，憋好了一个蛋，却没有窝来下”。
作者在自序中说，这本书里的文章都是在塔楼上写的。此重编本增加了一些后来的篇目，但是不多。判断是不是“随笔”，仍遵循作者自定的标准，没有收游记、带点学术性的论文。补充的文章里，“夹叙夹议”的短文居多。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
《逝水》编后记
汪曾祺自传体系列散文《逝水》的第一篇《我的家乡》，写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，发表于《作家》杂志一九九一年第十期。这一组文章一共八篇，《作家》杂志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陆续刊出。
沈阳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《汪曾祺散文随笔集》中，最早收入了《逝水》。此书自序中说：“《逝水》（指收到书中的第六辑这一组文章）是应长春《作家》杂志之约所写的带自传、回忆性质的系列散文。我本来是不太同意连续发表这样的散文的，因为我的生活历程很平淡，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往事。《作家》固请，言辞恳挚，姑且应之。有言在先，先写到初中生活，暂时打住。高中以后，写不写，什么时候写，再说。”
汪曾祺以往的散文对早年的生活也有涉及，但《逝水》诸篇是集中、系统的撰述，写作也颇用心，如写《我的祖父祖母》时，他特意写信给妹婿金家渝，询问相关细节：“你替我找找谈礼，问问太太是谈人格的女儿不是。我给吉林的《作家》写一组自传体的散文，已经写了两篇：《我的家乡》（已发表）、《我的家》，下一篇写《我的祖父祖母》，不要把太太的辈分搞错了。并问谈礼，他是谈人格的第几代孙子。问问朱延庆等人，谈人格的诗文（主要是诗）还能不能找到一些。谈人格的诗写得很好，我在小说《李三》中曾引用过一首（是从县志里抄来的）。写祖母，最好连带着也涉及谈人格。”（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五日致金家渝）
一九九六年三月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《逝水》为书名的汪曾祺散文集，为龙冬主编的“我的世界丛书”之一种。此书自序曾以《我的世界》为题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于《文汇报》。
此重编本保留了《逝水》系列文章，仍作为第一辑，其他文章围绕作者生活经历和感怀重新编选。第二辑大体是叙述个人生活的，从故乡风物到故人往事，依时间顺序排列；第三辑是情节不很集中的回忆。
本书中的文章，偶有细节的重复。如《七载云烟》中有：“我和那位姓刘的历史系同学就是这样，我们俩同睡一张木床，他住上铺，我住下铺，却很少见面。”《新校舍》也写到了这个细节：“我在二十五号宿舍住的时候，睡靠门的上铺，和下铺的一位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。他是历史系的，姓刘，河南人。”如果两处说的是一回事，上下铺的问题恰好矛盾。查阅了这两篇文章初刊的文本，仍然是矛盾的。没有其他可靠的证据，审慎起见，还是保存了原貌。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
《独坐小品》编后记
汪曾祺生前出版的两种“小品”——《汪曾祺小品》和《独坐小品》，编选的时间间隔不长。《〈汪曾祺小品〉自序》写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二日，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当年十月出版；《〈独坐小品〉自序》写于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六日，宁夏人民出版社则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才出版此书。其中或有曲折，汪曾祺一九九三年二月六日所作《祈难老》一文交代：“我将为深圳海天出版社编一本新的散文集，取名就叫《独坐小品》。”后来却由海天出版社换到了宁夏人民出版社。
《〈汪曾祺小品〉自序》就“小品”这一概念谈了不少：“我在写作的时候，思想里甚至没有浮现过‘小品文’这个名词。什么是‘小品文’，也很难界定。……现在所说的‘小品文’的概念是从英国的Essay移植过来的。Essay亦称‘小论文’，是和严肃的学术著作相对而言的。小品文对某个现象，某种问题表示一定的见解。《辞海》说小品文往往‘夹叙夹议的讲一些道理’是对的。这些见解不一定深刻，但一定要是个人的见解。”
《独坐小品》也是“小品”，选文标准有近似处，共分为四辑：人物品、文章品、山水品、饮食品。本书重编，也仍然按照写人、论文、记游、谈吃四部分来增删。第一辑写人的文章，侧重短文，既有写师友的，也有描绘市井人物的。第二辑大体是短评和序言。第三辑中前五篇文章，都是《独坐小品》初版本收录的，《隆中游记》作者生前未发表，后由家人找出发表于二〇〇一年第四期《收获》杂志。第四辑写饮食的文章，与《旅食集》中此类文章相比较，拣择的是更接近“小品”的篇目。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
链接
关于《汪曾祺集》的校订
李建新：宽容和较真儿
关于《汪曾祺集》的资料
李建新：《汪曾祺集》出版草案
（《汪曾祺集》共十种，包括小说集四种：《邂逅集》、《晚饭花集》、《菰蒲深处》、《矮纸集》；散文集六种：《晚翠文谈》、《蒲桥集》、《旅食集》、《塔上随笔》、《逝水》、《独坐小品》，由河南文艺出版社自年1月起陆续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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